从《出走的决心》到《我的阿勒泰》，从《小巷人家》到《一路繁花》，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将镜头对准30+、40+的女性——她们有经济基础，有职业发展，有社会参与，不再是“剩女”叙事的受害者，也不再是“熟女”标签的单薄符号。这是一个属于“中女”的时代：中生代女性在经济、文化、社会领域的影响力，正在被看见、被讨论、被书写。

对谈活动开始，薛舒与吴桐都谈到了对“中女”一词的理解。薛舒第一次听到“中女”这两个字，将其误解成“中二女生”的意思，经过网络搜索，才明白“中女”是有来源的，并且是有不断发展的所指的意思。“一开始认识‘中女’这个词，我的态度是中性的，因为它可能就是‘中二女人’或者‘中年女人’的说法，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它是积极的称谓。当我们要去强调自己是“中女”的时候，我们同时在彰显的是我们有精彩、独立、属于自己的生活。”薛舒讲道。而吴桐一开始对于“中女”这个词有些回避，认为这是消费主义的陷阱，被制造出的词语。“比如中年女性经济独立，愿意为各种事物买单，愿意为情绪价格买单，所以他们制造这样一个概念，可能是让我们更多去消费。但慢慢的我觉得是一种身份的认同，其实我渴望成为一个‘中女’，我现在36岁，在薛老师的心目中我还不是一个‘中女’，但是我对于这个非常认同，我已经不是少女，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年轻记者或者年轻女性，我开始成熟，开始渴望独立，渴望成为香薛老师这样一个成熟的创作者。”吴桐认为，“中女”的生活是值得一过的，而且会比少女时代、青年时代更精彩、更丰满，更加认识这个社会的真实性和可能性。“中女”的生活是年轻人更能看到这个世界和人的复杂性，更理解这个世界和人的真实性，人在年龄不断增长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到这种复杂性和真实性。

那些职场高光之外，家庭完整之余，深夜独处时，皮肤之下，说不清的痒与痛——关于爱的磨损、旧日的涟漪、沉默背后的倦怠、自我的重建……也许这些不曾宣之于口的情绪，才是“中女时代”真正底色的一部分。薛舒的中篇小说集《暗疾》，写的正是这些。四个故事，四位女性，她们选择回到生活本身。也许那是一种“回去”或者“留下”，但这并非妥协，而是一种清醒的自足——像皮肤下的荨麻疹，无法根除，但可以学会与它共存，然后继续活得很明亮。

3月28日晚，《暗疾》作者薛舒与《解放日报》专业首席记者吴桐在“上海上生新所·茑屋书店”，聊聊在“中女”的这个时代，如何过一种明亮的女性生活。
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

在互动环节，有读者提问，身边有越来越少的朋友愿意去阅读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支持大家去阅读或者支持创作性写作的动力到底是什么？薛舒回忆了自己的写作历程，她讲道：“一开始的写作就不是奔着为了让读者看到，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成了我的书的粉丝。我写作，是在不吐不快和意难平的时候，而且这种不吐不快和意难平是无法告诉别人的。像我的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，一开始的三年，母亲接受不了，母亲的坏情绪，家里的负能量都要在我这里承受的时候，我也不想把这种负能量带给别人的时候，我怎么办？我像写日记一样去写下来，我除了写没有别的办法。当我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，这就是让我写作的动力。影响我写与不写的理由就是自己失语了没有，这才是写作的动力。”

在阅读《暗疾》时，吴桐常常会去反思女性的问题。吴桐认为：“对于女性的自我反思其实是很多的，里面所有的女性都在不断自我反思和自我反省，而且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内心经历了一个风暴，最后托住的还是自己，自己把这个内耗给解决了。”薛舒对此做出回应，她认为自己也如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，自己托举住了自己。“我在生活里是极度务实的人，我不讲究浪漫。我一定是像吴桐说的那种，不大会去浪费自己，过好每一天就行了，不愿意去讲那些高大上的话。”

编辑/胡克青